力促生物科技在香港開花

　　梁瑞安（84聯合生化/86研究院生化）86年碩士畢業後，奪得一項獎學金到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年， ICI Oxford Scholarship是第一屆舉辦，中大、港大及理大各有兩位候選人，結果這項獎學金由我取得。」要在多位精英中脫穎而出，除學業成績優異外，梁瑞安在面試時，給評委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他勝出的關鍵。梁瑞安憶述：「他們問我將來想做些甚麼工作，我告訴他們，我想研究基因工程。其實，那時候生物科技還在起步發展階段，但對於他們的提問，我能夠一一作答，因而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89年取得博士學位後，梁校友便前往美國耶魯大學鑽研「單珠抗體」；兩年後，他加入了當地一間生物科技公司，負責研究及管理工作。

生物科技改變人的命運

　　梁校友在美國工作時，便利用生物科技研究出一隻醫治血癌的藥，「一直以來，沒有任何藥物可根治癌症，只能延長病人的壽命，而且整個化療過程都給病人帶來極大痛苦。但是，接受這隻新藥醫治的病人，有六成對它有反應，在兩年多的臨床試驗中，大多都沒有復發跡象，要知道他們全是早被判定為末期癌症病患者。有些病人在接受新藥治療期間，除了見醫生接受治療的時候，根本忘記自己有這個病。」跟傳統化療一樣，這類生物科技產品也許還未能根治癌症，但它在延長病患者生命之餘，還能保證他們的”quality of life”，讓他們仍然可以享受生命。隨生物科技的急速發展，在未來十年內，將會有更新更有效的治癌藥物推出市場。完全根治癌症，現在來說或許還是言之過早，但業界已經有信心將致命的癌症轉化成一種受到控制的慢性疾病。「在美國時，有位病人分享他的經驗。三年前，醫生宣布他患上末期癌病，也許趕不及參加女兒的婚禮。後來，他接受這種隻藥物治療後，除了出席了婚禮，如今孫兒也將於下個月出世了。由此可見，生物 科技可以改善人類的生命狀態，甚至改變人的命運。」可以說，生物科技在人類社會的應用，將改變人類社會面貌，同時也是二十一世紀科學發展的重點。

　　生物科技結合醫藥，是其中一項發展趨勢。跟傳統製藥過程相比，生物科技來得更有效和直接。「我們利用對生物系統的認識，找出問題所在，所以能夠有策略地進行研究。相反，傳統的製藥方法只是不斷靠嘗試，然後又從失敗中找出答案，花上相當多的人力物力。因此，我們對生物系統認識愈深，便愈有效提高藥物抗病的能力，對付有問題的細胞。」

梁瑞安認為二千年是香港發展生物科技的最佳時機

推動本地生物科技工業

　　梁瑞安在美國生活了十多年，今次回港，是應聘擔任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生科院）院長一職。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於一九八九年獲香港賽馬會慈善基金撥款成立，附屬大學校董會，為非牟利的生物科技下游產品開發中心，宗旨是帶動本地生物科技業的發展。「發展生物科技需要大量資金，而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正好提供了主要的基礎設施，邀請生物科技公司到來開發生物科技工業，到它們發展成熟後，便可遷出獨立發展。」去年，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成功地發展為一個「一站式」縱向綜合下游產品開發及技術轉移中心，結合生科院的力量，發展迎合市場所需的服務及技術；致力完成生科院技術發展計劃，提升生物科技各個重要領域的開發實力。

位於中大校園內的香港生物科技研究院

　　梁校友認為，二千年是香港發展生物科技最適合的時 機。「在發展生物科技方面，我並不認為香港比其他地區遲起步，過去十多年，美國的生物科技發展還在摸索階段，現在正好是收成期。據他們的經驗，我們可認清目標向前行，不用枉費金錢和時間。」同時，今日科技人才的回流，也正好協助香港在生物科技的發展。「80年代，除了大學研究外，香港並沒有甚麼科技可言。當年，不少畢業生都往外國繼續深造和發展，成就也相當高。但是由於所謂玻璃層頂（glass ceiling）的關係，他們達到某一職層後，便失去了繼續晉升的機會，未能好好發揮才能。現時香港發展科技工業，邀請他們回來工作，他們也十分樂意。要知道，他們全都是在一流大學深造和工作，以他們豐富的經驗，對本地科技發展一定大有裨益。」

以專業知識回饋社會

　　梁校友今次毅然返港擔任生物科技研究院院長一職，是因為他覺得自己對香港有一份責任。「小時候，家裡並不富裕，考入中大後，因為取得grant & loan，讓我可升讀大學；又因為獲得獎學金遠赴牛津深造，全部都不需我自付學費，所以我一直希望可以有機會回饋社會。由於生物科技是我的專長，我在這方面累積了一定經驗，所以答應回港擔任生科院院長一職，我覺得的而且確可在這方面奉上一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