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樸歸真 ——黎廷瑤

1973年《中大學生報》總編輯

自從中文法定運動開始，大學學生會便成為香港學生運動的中流砥柱。除了帶動校內同學外，更帶動社 會上一定數量的群眾投入各個社會運動，而中大當年一切學生會的活動都染 上了「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色彩。此一時期，學生會的革命氣息很重。無論 對學校、對社會、對國家，學生會都成為一個敢於站起來，敢於爭取，敢於鬥 爭的組織。¹1973年的《中大學生報》繼承了以往四年《中大學生報》的精神，以 「建設中大、改革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作為編輯方針。 ²黎廷瑤正是當年學生報的總編輯。

　　那天記者帶了從崇基圖書館借來的當年《中大學生報 》合訂本（1972-1973），請黎廷瑤憶述那個火紅年代的歷史。

迷上了政治思潮

　　提到當年的學生報，黎廷瑤劈頭第一句話就是：「當年《中大學生報》的最大 特色便是脫離群眾。」他認為，當年一群思想激進的學生，壟斷了學生會和學生報，自行其是，與群眾脫節。「這群 同學沉醉於探討較高層次的思想問題；但同時，大多數的同學都是由普通的中 學生升上大學讀書，中學並沒有政治討論的氣氛，也沒有激進的文化，自然與 那些激進的學生格格不入」。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那個時代的學生縱使是過於激進，但他們那股追 尋理想的熱情，對社會、對國家的使命感，仍是教人感動的。可是黎廷瑤 卻以過來人的身份，從批判的角度看當年的學運。「他們不過是一群走向 極端的學生，『迷上』了政治思潮，其實那只是一種神話，帶著宗教情操。 他們賦予自己很大的使命，但到1976年四人幫倒台，神話便破滅了。當 然，從正面看，他們是一群對社會、對國家有承擔的學生，但思考不夠理 性，未能客觀地探討問題。也許當時的情況，不容許你理性地思考。然 而，今天我回頭再看這些學生報，發現有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例如對中國、對民族主義及對共產政權的盲目附和。六十年代，學生對共產政權是 極不接受的，中國對我們來說是個很神祕、很可怕的地方；但到了七十年 代中期，卻走向另一個極端，學生覺得革命很偉大，從前誤解了中國──這其實同樣是不理性的」。

　　「我做學生報那段時間，革命的熱潮只是剛剛開始，同學還未毫無保留 地迷戀那種革命思潮，而是在中間徘徊，仍然保留1969－1972年開始浮現 的知識分子探討問題的態度，但到了1974－1975年這種態度已蕩然無存， 一面倒的盲目支持中共。四人幫倒台後，那班激進的同學思想上便完全崩潰，失落很大。這只是幾年間的事，但學生的思潮動盪卻很大」。黎廷瑤 回憶那段日子，不免唏噓。

不同思潮匯聚學生報

　　雖然當年搞學生會、學生報的學生都走向極端，但學生報卻能容納不同的 激進思想。「這可說是當年學生報的第二個特色。不同的派別，如社會派、國粹派、托派的文章，都會在學生報 中出現，但這些文章的內容都比較激進、政治化和脫離群眾，試想想有多 少學生會對這些文章有興趣？」

　　黎廷瑤繼續說：「學生報第三個特色，是較多深奧的思想性問題的探 討，你可以說我們『扮』深奧，也可理解為一種病態。當年的同學覺得要學 習往昔偉大的思想家、文學家，把他們當作偶像，寫文章也要模仿他們， 要探討人生的問題，這些文章都匯聚在學生報上。姑勿論這些同學是否真 的有這種水平，但至少他們肯去嘗試。但客觀的情況是，學生報變得過 份艱澀，對社會問題也不進行理性的探討，當中毛病頗多。但總的來說， 我們當時是很有心、很有誠意去做，這是無可否認的。」

　　黎廷瑤依然十分懷念那段辦學生報的日子。那時候，他們每天躲在印刷廠，在印刷廠的時間比在大學的時間還要長。

　　「其實現在的工作與當時的差不多，當年一個月出版一份報紙，現在 每天都要出版數十頁報紙，但性質是一樣的；當然現在科技進步多了 」。

　　黎廷瑤還透露了當年的一些趣事：「以前改稿要將那段文字切出 來，換上另一段文字。碰巧字條給風吹散了，便得重新將一堆字紙砌回一 篇文章，那都是很深刻的回憶。」

　　「當時我們很花心思去辦這份學生報，例如『紫金亭畔』這一版，讓不同 的散文匯聚在這裡」。黎廷瑤指著學生報上的其中一頁說：「因為紫金代表 中大，亭是因為中大有個瀛亭，『紫金亭畔』的意思是在中大的亭旁邊， 大家一起聊天，寫一些零碎但具校園氣息、具思想性的散文。」

鍾情出版界

　　社會學系畢業的黎廷瑤，前後在出版界打滾了二十三個年頭。他說，投身出版界的興趣源於做學生報的經歷，所以他在出版界做得很投入、很開 心。但他畢業後卻不是立即進出版界，而是當了四年社工。「做社工只是 想得到一些體驗，我想做四年已經足夠了。我還是比較喜歡出版，於是轉 向media發展」。1979年黎廷瑤加入《七十年代》月刊，三年後轉到《信報》。從 雜誌轉到報紙，一做便是六年多。「當年碰上中英談判，經常去北京採訪， 香港的局勢也風起雲湧，自己經歷過這段重要的歷史，雖然很辛苦，獲益 卻不少」。

　　到了1988年，黎廷瑤轉到《亞洲週刊》當助理主編，他說，第一年還 算平靜，後來碰上八九民運，便很「熱鬧」。「那時涉獵很多中國、台灣、 香港的事件，增加了對台灣的認識，也看到台灣的轉變」。

　　兩年後，再次轉職，加入了黎智英創辦的《壹週刊》，一做九年。「這 是另一種經驗，《壹週刊》是完全市場導向的刊物，作風與內容引起過不少 議論」。

　　九年後，他又想再轉職。「我想報紙相對雜誌來說，始終是主流的傳 媒。碰巧當時《星島》改組，便加入了《星島》。當初進《星島 》工作也很吃力，要把一份沈寂多時的報紙重新推回上升軌道，比搞一份新報紙更難、 更艱辛」。

　　「現在總算有點成績，在中產階級讀者群中建立了地位，並擺脫了過往 人們對我們的成見。我在這裡工作很開心，因為《星島》是比較客觀、平實 的報紙。現在的傳媒有很多歪風：誇大、煽情，有時甚至歪曲事實。經歷 這麼多年，我想返樸歸真，踏實一點去做傳媒，不想太過譁眾取寵，我想 這不是做傳媒該有的態度」。

　　「其實報紙為了保持銷量，也需要商業元素，但在過程中要不斷反省有 否違背新聞原則。這兩種元素可以是沒有矛盾的。」

讀社會系畢生受用

　　讀社會系對從事傳媒工作，到底有沒有幫助呢？「具體的理論我未必記得， 但由於修讀社會學而訓練出來的分析頭腦，卻是終生受用的」。他表示，金 耀基教授和黃宏發教授都是他印象深刻的老師。

　　「讀社會系的人不會太激進，因為社會學訓練我們客觀地分析問題，以 局外人的角度看事件，不會當局者迷。反而讀醫科、理科、文科的人在 政治思想上較容易走向極端；文科的人偏重感情，理科的人面對真實社會 人生的問題時，較容易出現宗教性的情操。所以，修讀社會學，對投身傳 媒幫助甚大；因為傳媒工作需要理性地看社會問題，不可以 太emotional。」■

黎廷瑤　（75新亞社會）現職《星島日報》執行總編輯。1973年《中大學 生報》總編輯，畢業後任職社工，四年後轉投出版業，至今已逾二十 年。曾任職《七十年代》月刊、《信報》、《亞洲周刊》、《壹週刊》等。

註　釋

雷競璇：《對當前問題的考慮》，《中大 學生報》，1973年第5卷第1期。 《社論》，同上註。 丹風：《認清時勢，認真讀書》，《崇基 學生報》，1971年11月12日，第12版。 吳瑞卿：《從認識中國到檢討自我》， 《崇基學生報》，197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