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紹良（69崇基數學，73教育學院物理）對我們來說，並不陌生。在香港教育界以至教育史上，他是一個響噹噹的風雲人物，他曾策動教師第一次為爭取權益而上街遊行；推動香港教育全面邁向高科技時代，與鄭燕祥等推動校本管理，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聞其聲，見其人，還是第一次。眼前的馬紹良與照片中人別無兩樣，只是眉宇間自然流露出一種肯定和自信。

　　一月二十三日記者來到馬紹良簇新而寬敞的辦公室跟他做訪問，甫一見面，他便笑著對我們說：「剛當上首席助理秘書長一個星期，席不暇暖，工作已接踵而至。」「我怎麼會坐上這位子？我早知道你們會問我這個問題。其實這可說是峰迴路轉，很多時候，生命都不是我們可預測得到的。我覺得生命玄妙的地方，是你刻意去追求，往往未必會如願以償；然而本著平常心去做，卻往往會有新機遇。老實說，現在工作很辛苦，有時我也會問自己究竟為了甚麼？」他舒一口氣，墜入回憶中去了。

喜歡搞組織

　　「在大學時代，我是一個活躍份子，喜歡搞舞會，搞組織，那時我玩得很瘋狂。」談起年青時的日子，馬紹良露出一臉陶醉的神情。「我是標準殖民地教育制度下的一介書生，國家觀念很淡，對政治既冷感且恐懼。後來在大學裡認識了譚聯輝（69崇基數學，現職中大數學系教授），一個憂國憂民的同學。有一次他在信中跟我說：『你是一個很開心，又善於搞組織的人，能夠把很多同學組織起來，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有六億同胞仍在水深火熱之中』。這句話就像當頭棒喝，對我產生很強烈的震撼。」也就是這句話，改變了馬紹良的一生。

　　「當時我覺得，他雖然憂國憂民，卻不能推動愛國愛民。我告訴他，要組織同學參與愛國活動也可以開開心心，不如我幫你搞愛國活動，你也來參加我的舞會吧。於是，我們組織了『傾偈會』，與同學一起討論國事。勞思光教授覺得我們的會挺有意思，很支持我們的活動，甚至歡迎我們到他家中討論，成為我們的思想導師。我們由簡單的三民主義、共產主義開始談起。『傾偈會』是不定期舉行的，參與的人有黃顯華（70崇基社會，76教育學院經公，83研究院教育）、劉創楚（71崇基社會）、羅富昌（70崇基地理，72研究院工管）等十多人。透過『傾偈會』我可以接觸不同學系、不同背景的同學；透過討論，我學會了從不同的觀點和角度去看問題。到現在我還十分懷念那段日子。」

　　「當年我參加學生會，還當過時事委員會的主席。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引發了『布拉格之春』事件，我們打電報到聯合國抗議，此事引起校方的注意，容啟東校長還召我到辦公室查問呢！當時我覺得，作為一個有良知的青年知識分子，我應該這樣做。這也許是年輕人的浪漫幹勁吧。」馬紹良聳一聳肩，微笑著說。

　　「我還做過《中國學生週報》、《大學生活》和友聯出版社的聯絡人；也在那時候，認識了林悅恆、黃維波（68新亞社會，80教育學院經公，83研究院教育）、羅卡、黃子程（72新亞中文）等人。後來我到《盤古》協助搞組織，做聯絡工作；還和一班文化界的朋友，在九龍塘租了一間舊屋，創辦創建學園，搞講座，開班授課。當時，胡菊人教寫新詩；陸離（61新亞中文）、羅卡講解電影等等。那時我們認為『人必須再教育』，這有點像今天的終生學習，很前衛吧！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活動，喚醒年輕人的民族意識、國家感情。當時我與黃維波（68新亞社會，80教育經公，83研究院教育）、梁天偉（68新亞新聞）都很積極推行這些活動。」

　　「在盤古的日子，由於受到新左派代表人物包錯石（包亦明）的啟蒙和衝擊，我們這一群年青人開始對『認識祖國、關心祖國』的觀念有新的體會。包錯石呼籲共產理念上回歸祖國，這與黨的認同不同。他的思想很能風靡年輕一代的心，激發他們對根的追尋。那時候，我們常常在大圍一間村屋裡通宵達旦討論國事，那種思想衝擊很大，雖然包氏對我的影響不深，但漸漸我發覺我的思維層面擴闊了。可以說，七十年代中的火紅年代也是由這裡衍生出來的。創建學園的一群年青人，後來成了國粹派的中堅人物。」

　　「後來，有一段時間，保釣運動鬧得如火如荼，有人說要解放香港，那時我已離開了中大。我始終覺得香港不是搞運動的地方，要搞好香港，應該從教育做起。」

　　打從大學開始，馬紹良便喜歡搞組織。畢業後，他當過公務員工會的領袖，還帶領教師作第一次上街遊行，到總督府門前示威。

　　「1970年，文憑教師薪酬事件時，雖然我是學位教師，但我覺得這關乎教育專業，希望政府能加以重視。我在大學時，因為常常發表意見，練得一身能言善辯的本領，所以順理成章在這次行動中被選為代表。」後來香港政府華員會因與政府談判破裂，而引申至十三聯盟以及教協的誕生。

　　馬紹良在公務員工會服務多年，最大的功勞是推動高級公務員本地化。「我們覺得本地又不是沒有人才，為甚麼高職位非要聘請外國人不可？為甚麼外來公務員升級比本地公務員快？為此我曾上『無線』和『亞視』英文台與外籍公務員辯論。」不說不知，在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展開的時候，他是首批鼓吹與中方增強溝通的工會領袖之一。

校長與學生夾Band

　　馬紹良畢業後即從事教育工作，當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的同時，他在學校裡當副校長，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身份。「我覺得搞工會活動與教書沒有衝突。作為老師，除了掌握課本上的知識，也應該對社會有敏銳的觸覺，對時事有深入的認識，才能引導學生思考。」

　　在社會上他搞工會，在學校裡他搞「學會」。「因為我是教物理的，所以在學校組織了一個『電子學會』，教學生做一些類似今天專題研究的project。我教學生將電子零件鑲嵌成擴音機，連擴音機的機殼也是他們在工房裡自己鑲的。擴音機鑲好後，我們便拿去送給設備落後的村校。我還帶領學生到村校替他們安裝擴音機，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那位村校校長當日感激的神情！課外活動對學生的鼓勵很大，除了學懂電子知識，親手做電器用品之外，製成品還可以送給有需要的人，這對增強他們的自信心有很大幫助。」

　　「我還跟學生夾Band唱民歌呢！」（這個校長果然與學生打成一片。）

　　1990年，他到天光道中學任校長；一年後又被委任到維多利亞工業中學任校長。在學校裡，他除了積極組織家長會外，還致力推行行政運作電腦化。後來徐守滬把他借調到教署當了一年沒有學校的校長──一級校長（資訊系統）。「徐守滬是我的中學老師，我們亦師亦友。他找我，主要是要我策動學校行政管理系統，以及行政管理電腦化計劃。為配合時代的進展，近年我將這些系統變成網上版，使校內外的老師都可以在網上看到。全新的系統將於3月推出，希望可以進一步提升香港教育界在資訊科技的領導地位。」

IT教育家

　　原來，除了工會主席及校長的身份外，馬紹良還是一個名副其實的「IT人」。

　　七十年代初，電腦還未盛行，馬紹良已無師自通學會了基本的電腦常識，大學畢業第二年便加入美國電子工程師會，成為會員，藉著學會的不同刊物，增長知識。「我自小就喜歡電子，大學時副修物理。我可以說是與電腦一同成長的。現在教署整個電腦系統、網絡鋪設，都是我組同工一手包辦的！」

　　1999年，馬紹良在教育署負責推動全港的資訊科技教育（當時他是教統局資訊系統科首席教育主任），除為所有學校提供基建，還要培訓教師。在馬紹良的推動下，香港教育全面邁向高科技時代，提高教學及行政效率。

　　馬紹良還與中文大學黃寶財教授全力創辦了香港資訊教育城網站。「雖然這網站已註冊成為公司，可是由於公司不分紅，賺取的金錢會放入基金，繼續運作，所以它不會與民爭利；相反我們會積極開發一些較少人開發的軟件，例如盲人軟件、聾人軟件等等。」目前，馬紹良是香港教育城有限公司的不受薪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