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九月，梁美芬參加交換生計畫，到美國迪金森大學（Dickinson College）。時值中英談判，中國成為舉世焦點。政治學課中，一些法律系學生談到中國問題，她卻無言以對。「我當時對中國國情，可說一無所知。」身分危機的感覺，頓然萌生。

身分危機

　　抵美前，梁美芬是中大學生會宣傳幹事，受「關社認祖」思想薰陶，到了美國她才有身分認同危機，「學生會經常討論國家大事，躲在冷氣房風花雪月，大談愛國，但其實國家概念卻相當模糊。」
　　她形容當年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年輕人，多是「大香港主義者」，只管稱自己做「香港人」，不屑作「中國人」。可是，當年她接觸的美國人，很多對香港聞所未聞，室友甚至問她是否印第安人！其他人亦只會當她是中國人，香港根本只是地理名詞。但她對中國，卻是一片茫然！
　　另一方面，她也對美國有更深一層了解。「當時一般香港學生嚮往西方文化，以為美國民主開放，富裕先進，像個理想邦。到了親歷其境，才知不是那麼表面化，美國文化本身亦盤根錯節。」

文化洗禮

　　初到貴境，美國青年男女的關係令她大開眼界。她的室友男伴成群，還常帶他們回宿舍過夜。後來她又發現，並非所有美國人思想開放，部分人在宗教、思想、行為上卻極傳統保守。美國社會問題錯綜複雜，不足為外人道。部分人更口誅筆伐，例如大力批判政府對少數族裔和拉丁美洲的政策。
　　梁美芬結識了很多美國朋友，其中的一位小姐，「是極端女性主義者，外貌漂亮，不乏裙下之臣。男朋友是韓國人，她卻事事處於主導，例如吃飯從不許男朋友付鈔，又帶我出席座談會，批判男性只視女性為性對象的想法，灌輸女性抬頭等。」同一社會文化下，思想差異竟至於此，大大擴闊她的視野。

編織中國夢

　　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一年的文化洗禮，已教梁美芬脫胎換骨，心境成熟許多；更立下宏願，要進一步瞭解中國，引進西方文化優點，促進中國社會發展。

　　回港後，她更積極參與學生活動，先後任中大學生報副總編輯和聯合學生會會長。
　　畢業後，她申請修讀北京人民大學法律碩士課程，獲取錄後欣然回國，棄優職和獎學金，過刻苦的留學生涯。
　　在北京修讀法律時，又逢八九年六四事件。同行另一位香港同學，選擇移民美國，放棄學業，梁美芬卻仍堅持下來，完成碩士課程，繼續修讀博士。

世上無難事

　　梁美芬於北京完成碩士課程回港，再取得香港大學PCLL及曼徹斯特都會大學 (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CPE證書，於香港城市大學任教。教學時，她有感於外國要瞭解中國法律，必先具英文版的中國司法記錄。「這個意念提出時，人人都笑我瘋狂。因為有系統的中國司法記錄，中文版本亦付之闕如，更遑論出版英文版本！」
　　當時本港研究中國法律的學者寥寥可數，梁美芬已應邀到處講解分析中國法制。她發起整理中國法律和案例，率先譯成英語，促進中國司法制度對外開放。
　　她的領導之下，這項浩瀚的司法工程終於完成，並為她贏得二零零零年十大傑出青年的嘉許。
　　現時，她仍繼續研究基本法和兩岸三地法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