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資公司在本港上市，整體市值不斷上升，目前中資佔香港市場總市值約百分之二十九。中國企業到海外上市，是中國開放經濟，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的重要一步。中國企業必須與國際投資者，操共同語言，而法律語言是其中必須克服的挑戰，具國際經驗的法律工作者，扮演重要角色。 國企上市 開拓新天 梁卓恩是麥堅時（Baker & McKenzie）國際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主管證券事務，曾協助不少國內企業，到本港或海外上市。九十年代起，國內企業開始到海外集資，梁卓恩可說是有關法律工作的「開荒者」，十多年來，處理過青島啤酒、馬鞍山鋼鐵、南方航空、中國石油、中國人壽等，均為轟動一時的國企上市項目。此外，香港地鐵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上市時，他亦出任香港政府的法律顧問，參與售股的工作，對於私營化工作，甚有經驗。 可是，梁卓恩卻不是唸經濟或財務出身，而是畢業於中大社會系，後負笈英國深造社會學，繼而轉攻法律。 火紅年代 熱血盈腔 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滿腔理想，處於學運發旣時期，對社會改革熱心的學生，不少都將馬列理論和毛澤東思想奉為圭臬。 「當年不少年青人，都拜倒於社會主義理論的魅力，隨著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下台，大家才逐漸認識文革真面目，重新思考中國的問題和個人的去向。」 進入中大時，梁卓恩原修讀數學。學運火紅年代，他亦靜不下來，興趣改變了，轉讀社會學及哲學。七四年，梁卓恩更擔任中大學生報總編輯，大部分時間投入學生會的工作，雖未能專注學業，仍獲一級榮譽畢業。
負笈英國 轉攻法律 畢業後，梁卓恩在中大任助教兩年，再到牛津繼續研究社會學，用功頗深，得老師讚賞。完成碩士學位後，卻轉往倫敦唸法律。「當年曾研究犯罪學，開始接觸法學，受其嚴謹的思考方式吸引，後來又認識了一些修讀法學的同學，於是嘗試報讀。」 「研究社會學、哲學與法律不同，要求宏觀抽象的思考力，易學難精。但法律思考方式，邏輯性強，務實得多，反而易於掌握。」初階的抽象理論思維，難不倒梁卓恩；務實的法律觀念，他自然更駕輕就熟。 從八到九十年代，香港經濟高速發展，加上國內改革開放，擅長處理商業法律事務的律師，便如魚得水。梁卓恩八二年回港後，先後加入兩家大型國際律師事務所工作，專攻商業法律，處理銀行法事務、項目貸款工作、飛機及重型設備的融資、公司上市、重組、收購合併等，不一而足。這些都是專業性極強的法律工作，客戶以跨國企業、國際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為主，要求很高。 上市項目 工作龐大 梁卓恩認為牽涉中國企業的工作，有其特別的吸引力。「要協助中國國內企業重組和私營化，牽涉法律工作極具挑戰性，尤其九十年代初，沒有先例可援；直至現在，國內的法規雖然漸多，但尚未完善，當中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都得逐步找出解決辦法。」 中國的國營企業組織和資產架構龐大，要改組成為股份公司再上市集資，與國際資本市場接軌，過程之艱鉅，可想而知。但通過工作，卻接觸到石油、鋼鐵、電訊、運輸、金融等不同行業，對參與者而言，是寶貴的經驗；對中國現代化，亦算出了一分力。 國內的項目龐大，業外人士或有不知(二零零零年成功上市的中國石油，集資三十億美元，它原來的員工人數為一百五十萬，是香港人口的四分之一！)，往往要動員十數名律師，處理一項上市，梁卓恩作為主管分配工作，領導、組織和監察能力都不可或缺。麥堅時律師行設於香港、北京及上海三地的辦事處共聘近二百名律師，他管理的證券部，亦有三十多名律師。 合資開辦「第二書店」 梁卓恩工作繁忙，但閱讀興致依然不減。零一年，他與友人合資，擇崇基李慧珍樓開辦「第二書店」，出售人文學科書籍，並定期舉行讀書會，推廣閱讀風氣。經營兩年，書店生意未如理想而結業，讀書會卻頗受校內外人士歡迎，繼續與中大通識教育部和校外進修部合作，每月分別於中大和中環美國銀行中心舉行。「讀書會邀請不同社會人士、學者和教授主講，講者所介紹書籍，都與其專業無關，目的是希望憑趣味鼓勵閱讀，透過講者對題目的個人興趣和熱誠，來感染聽眾。」梁卓恩亦曾客串與好友一同介紹吉本(Edward Gibbon)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俄國詩人博洛茨基(Joseph Brodsky)的散文，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等名作。
梁卓恩對於文字品味，讀書時代經已形成，點評當代的白話文作家，首推胡適、李敖及毛澤東，文筆最為簡潔洗練，文體自成一家，足以傳世。「當年的火紅年代，不少學生支持中共，毛澤東還在世，他的文章以及言論的感染力，不親身體驗難以明白。」 當年學運對梁卓恩來說，是一次思想洗禮。火紅年代的學生，今日觀之也許略嫌激進，獨立思考和批判眼光，言談之際亦不減當年。當日書生意氣，如今仍隱約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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