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校友－二零一零年三月號

專題訪問　中大人跨國就業－日本

看高一線，洞燭先機
－關志雄
本年初，日本工作假期計劃才正式實行，即吸引本地青年爭相申請。

早在三十多年前，立志成為經濟學家的關志雄校友已瞄準日本－當年亞洲唯一能躋身發達國家的成功例子－副修日語，考取獎學金往東京大學取經。雖然經歷了一些波折，但他終於在日本學術界打響名堂，備受尊崇。

「一次到內地旅行，當時文革剛結束，內地逐漸開放，比較自由，看得比較多。百姓生活水平之低，帶來衝擊之餘，社會主義的現實與理想相距之遠，也使我疑惑，因而勾起對經濟學的興趣，不惜從會計財務系轉至當時出路遠遜的經濟系，一心探討問題所在。」

關志雄訝異因何奉行馬克思主義的大國經濟如此疲弱，反觀日本雖為戰敗國，但其經濟在二次大戰後卻迅速崛起，明治維新必有其參考價值，於是萌生到日本研究經濟的念頭。

當時香港反日情緒高漲，關志雄負笈日本，甚至偶遇歧視目光。但甫抵日本，他即察覺，日本可說是最和平國家，跟一般印像差距甚遠。

「來到涉谷，發現街上男生打扮入時，甚至會化妝，不禁要問誰願意跟你上戰場？」

誠然，釣魚台事件及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仍有待解決。關志雄卻深信中日雙方歷史遺留的問題，終有一日消弭。除了鑽研經濟學，關志雄也自許背負任重道遠使命—充當兩國橋樑，縮減中日之間認知鴻溝，捐棄成見。

擔當中日間的橋樑
關志雄抱著滿腔熱情到日本，但留學生活卻使他大失所望。東京大學經濟學的研究生院，猶如一座象牙塔，師生關心的主要是美國學術界的最新流行情況，學科編制也以理論為中心，實證分析不受重視。更讓人遺憾的是雖身在日本，却無法系統地學習日本經濟發展的經驗。結果關志雄並未找到自己的研究課題，時間就匆匆流逝了。他在東京大學六年半，廿九歲畢業時，並未拿到博士學位。而且外國人在日本，也可說毫無競爭優勢，大學也乏教職，學府研究方向迥異，關志雄有感壯志難酬，離日回港，另覓出路。

「回港後加入匯豐銀行，研究世界各國經濟，擴展了我的視野。後來獲野村綜合研究所聘用，加上日籍太太思鄉情切，於是決定舉家回到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乃日本最大民間智囊團，學術研究貼近市場，注重政策提案，並且提供與國內外學者互相交流的平台。那裏的工作正好給我一個在學術生涯中反敗為勝的機會。」

在野村綜合研究所，關志雄不斷從理論和實証兩個方面深入研究日本與亞洲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發表了很多的著作和論文。特別是有關「日元圈」的一系列研究獲得認可，並於1996年終於從東京大學獲得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後來，關志雄更以中國經濟研究獨步於日本經濟學界。他坦言有不少人好奇，何以專攻中國經濟研究，卻非選擇中國本土，而以日本作基地。他以為旁觀者清，遠離現場，不受意識形態和既得利益的影響，可以得到更加客觀的結論。

而且，對關志雄來說，近年中國經濟面臨的很多問題，包括資產泡沫、人民幣升值、中美貿易摩擦等都有似曾相識之感，因為日本在這些方面都是過來人。通過總括日本在處理這些問題時的經驗和教訓，他確立了分析中國經濟問題獨特的視角。

近十年，中國經濟起飛，日本卻停滯長達廿年。作為中國人在日本，關志雄能看清此消彼長。

「我1979年初到日本的時候《Japan as No. 1》一書風行一時。沒想到三十年後，自己用日語出版了《China as No. 1》一書，把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介紹給日本。」

關志雄對中日經濟關係也作了深入的研究，通過詳盡的統計分析，確認了兩國之間是互補而不是競爭的關係，從而引申出對日本來說，中國崛起是機遇大於威脅的結論。他的這些觀點備受矚目，一些日本傳媒把他稱為「反擊中國威脅論的第一人」。

當交換生 擴闊目光視野
此一時彼一時，昔日中國人在日，難覓競爭優勢。如今，關志雄卻受惠於中國學者身份，加上研究中國經濟甚具心得，深受學術界青睞。他鼓勵畢業生別怕挑戰，多嘗試汲取海外經驗。

「不要抗拒調派海外，應視之為一個選擇。無論讀書或工作，年青時海外浸淫三數年，可提升目光視野。中大為學生提供許多交流機會，大可申請當一年交換生，畢業後再決定，是否適合到外地工作。」

關志雄說全球經濟收縮，即使本地人在日本也人浮於事，日本未必是理想選擇。然而世界經濟，唯中國一枝獨秀，大可北望神州。畢竟香港人富創意、彈性高，在資訊科技、金融等行業，更具成熟經驗，相信到內地發展，會有相當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