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校友二零一三年九月號

專題：慶金禧：學術傳承中大人

羅勝強　從對與錯看管理

大學應培育怎樣的人才？有人說，既然大學獲公帑支持，好應回應社會的需要，從而訓練相關的人才；亦有人說，大學並非職業訓練機構，不應只教學生技能，她應訓練一些人才有能力畢業後改變社會及帶領社會前進。校友羅勝強（83聯合企管）分享了他作為管理學系講座教授對這問題的體會，也引導我們反思大學學術傳承的角色與責任。

「你們在中大這幾年，我這套對中文的規範就是對的。將來當你們畢業後在外工作，不論（規範）怎樣變，我都不理。」盧瑋鑾教授（小思）擲地有聲的一句話，令當時仍為學生的羅勝強印象相當難忘。「語文不停在變，作為中文老師，很難說何謂『對』、『錯』，以往被認為是『錯』的事情，現在可能是『對』的。盧教授擇善固執，是一個很有原則的人，只要認為是對的事情，就會堅持。」羅勝強強調，盧教授不是不能夠接受外面的標準，但她認為當學生畢業後，到外面實際環境工作時，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看事情；然而，在學校訓練的時期，她則會接受有絕對的標準，執着何謂「對」、「錯」。

傳承為師者的堅持
羅勝強坦言，時至今日，他仍會依循盧教授上述的原則指導學生。他舉例說：「做管理研究不時需要應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處理問題，但有時候，並非所有統計方法都可直接用在管理學的環境。統計學的分析方法有一套嚴謹的標準，但當借用到處理管理問題時，此套標準便可能無法應用。這時，我會提醒學生，這些準則應用在學習上是對的，但在社會中，別人未必會依此原則處理。」

他指出，這種思考模式有助學生建立內在的對錯標準，同時，亦默默傳承着為師者的執着與堅持。

談及對管理學的興趣，羅勝強認為，這門學科的獨特之處，是有一寬廣的空間：「管理學可以研究一個人管一個人，到一個人管一間公司，甚至一間企業與一個社會之間的關係。我會問，一個人在企業內應扮演甚麼角色，以至一間企業在社會中扮演甚麼角色，由此探討個人對員工的責任、個人對企業的責任及個人對社會的責任。」

思考個人在不同層面應扮演的角色與承擔的責任，亦令羅勝強反思：作為一名商學院的教授，究竟應在社會中扮演甚麼角色？他說：「外界常有壓力，指畢業生能否『為他們所用』。而我的問題則是：「我們要培育的，到底應是『才人』，還是『人才』？我們應訓練適應社會的人，還是能改變社會的人？從大學教育的角度，教育不是只為訓練學生「技能」（skills），而是要發展一個人。」

發展人才
他表示，例如香港需要金融業的專才，於是把資源都放在這方面，但兩、三年後，當這產業開始萎縮，另一產業蓬勃，又會出現「人才」缺乏，這現象都不斷循環出現。

上述現象亦帶出大學的角色與責任的問題。「我認為大學應訓練學生具廣闊的目光，有獨立思考去改變社會，即使那未必是社會最期望我們做的事情。我認為，若是對的，就應多做，對我而言，那是一份堅持。」羅勝強堅定的眼神中，流露着一份為人師表的執着。

即使他的選擇或會影響現今學生對他的評分，但他亦相信，堅持原則，就要作一定取捨。「做教育工作，如果連自己都不能堅持，我們根本不是在辦教育。」他相信，教育要有前瞻性，不應被市場或社會主導，亦不應單從能否為學生找到工作的角度來衡量教育的成效。

重視商業倫理
自90年代起，羅勝強已把科學化的管理研究方法帶到內地，至今仍保持每年返回內地指導本科生及博士生研究方法、專業操守，以至向商界講解有關商業倫理的課題，他直言，那裏的工作，是為盡社會責任而做。

羅勝強說：「內地整體的學術發展是正面的，但仍比香港走慢約10至15年。近年，內地學術界的腐敗及抄襲問題時有所聞，這亦是我所憂慮的—畢竟，內地金錢的激勵太強。有例子是，若研究論文能獲著名期刊刊登，研究人員可獲10萬元人民幣的獎勵，這或許引致學術誠信的問題。」

對內地商界，他則多談商業倫理：「有研究發現，人們遇到道德抉擇時，首先不是經大腦理性分析而決定，而是有決定後才用理性去合理化這決定。基於這研究發現，我們首要讓人掌握『對與錯』的觀念是社會性的，而非認知性的。」

他指出，談專業操守、商業倫理，都是期望能讓學生耳濡目染，建立內在的道德標準，由此逐漸改正歪風。

保自由交流風氣
回望昔日的校園生活，羅勝強認為中大對他影響最深的，是在學時的自由開放的環境：「我是一個求真、求問的人，會提出很多問題。在學時，自由開放的討論環境，塑造了我的價值系統。我們透過反思，對自己及社會都有一定的批判性。可以說，我整個思考的訓練，以及人生的反省都是在大學發生。我希望中大能保存這種自由開放的交流風氣。」

羅勝強最後寄語同學，別認為進入大學，只為裝備自己找份好的工作。他鼓勵同學多欣賞大學的環境，學習獨立思考。他認為大學自由的氣氛能作出正面的刺激，推動學生的成長。「我常把大學形容為一個海。坐下來就可以撈到很多東西，但若只在水面撈，可能就只撈到學位而已。」他盼望能以此與同學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