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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老


文:蔡子強
圖:《明報》

  從80年代初中,英香港前途談判開始,中大學生首次喊出「民族回歸, 民主建港」到當時中國總理趙紫陽親筆回信認同,以至到參與八九民運及 其後數不清的抗議示威,都有很多中大校友的足跡。

  蔡子強是八七年中大學生會會長,即將出版一本和蔡耀洸(90聯會政政), 黃昕然(93新亞社會)合撰的香港學運亞。以下這篇文章,蔡子強以他的經驗, 他的視野,勾勒出在漫長的過渡期中,中大人回應中國及香港事務的一段歷史。



八十年代初期:

支持回歸 總理回信

      八二年九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掀起了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的序幕。當時一群中大學生在啟德機場示威,向戴氏抗議三條不平等條約,在那個年代,當上至紳商名流,下至草根百姓,對「回歸」仍然是噤若寒蟬的時侯,這無疑彷如一記旱天驚雷。

      八三年六、七月間,中、港 大學生會分別先後發表對香港前途問題意見書,內容不約而同地肯定港人治港這構思,反駁當時主流社會對殖民統治的卷戀,及對港人治港的悲觀論調。

      凡此種種,無疑均是為當時在輿論上處於劣勢的中方,開創出有利的局面。一時間大專學生組織頓即成了親中傳媒的新寵兒,前述的立 場和意見書往往成了親中報章的斗大頭條新聞,學界成了中方眼內港人中愛國及進步的一群,以及統戰對象,作為抗衡社會主流保守輿論的一面重要旗幟。

      當時中國總理趙紫陽更不惜紆專降貴,分別親自回信兩大學生會,講述其港 人治港的構思,一時間成了城中傳媒及公眾討論的焦點。在致中大學生會的 一封信中,趙除了對學生贊成祖國恢服對香港行使主權的愛國立場作出嘉許 外,更承諾中國在解決香港問題的各項政策及措施中,將符合香港同胞的願 望和利益。於是在八四年底當中英雙方簽訂聯合聲明時,學界與中方的關係 遂踏入了八十年代蜜月期的高峰。

八十年代中期:忠誠反對派

      八五年基本法起草及諮詢工作展開,本土學運亦順理成章地與民主運動結 合。不知道是出於「論功行賞」,抑或是真的想聽學生意見,當時基本法諮 詢委員會不單止向學界開放,更竟然是整整的三席,首次為學界提供了融入 中方建制的機會。

      當時中大學運以至整個學界,與中方均維持著一種現今難 以想象的親蜜關係,如每年當各中大學生會「上莊」進行交職典禮時,新華 社的有關負責官員必然到賀,甚至每年當各大專院校學生會陸續走馬上任後,新華社還會舉辦如「遊船河」等的聯歡活動,以聯絡彼此間的感情。

      除了這些一般性的社交場合外,新華社就一些重要課題如基本法草擬及八八直選等,負責的有關官員均常常會與中大學生領袖交換意見,或甚至邀請他們 到灣仔新華社與社長許家屯或副社長毛鈞年進行座談。

    85年6月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

      儘管在「大亞灣核電廠」、「爭取八八直選」,以至「中國八七學潮」事件 中,學界及中方彼此間之立場開始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但是中方仍然嘗試與 學界維持緊密之聯繫,以及相對理性之溝通,嘗試在即使不能說服對方的情 況下,仍然能使其體諒及了解自己的立場及道理。

      另一方面,學界雖然亦有 參與甚至舉辦一些群眾集會及行動表達反對意見,但性質相對溫和,並沒有 出現如九十年代初般火爆的衝擊場面,總的來說,學界大致上仍然甘於辦演一種「忠誠反對派」的角色。

    91年9月30日十.一國慶酒會會場外, 一批示威學生遭警方武力擠壓

一九八九:轉捩點

      八九民運是轉捩點。

      八九年四月當運動剛開始時,學聯還是抱著戰戰兢兢的 心情,組團訪京時也不敢謬然對此作出聲援,相反卻強調要保持客觀中立, 也要聽聽港澳辦的聲音,而在稍後學運轉趨白熱化時,學聯仍嘗試盡量避免 與中國官方關係鬧得太僵。

      到了五月十九日的深夜,當李鵬宣佈進行戒嚴 後,儘管下著滂沱大雨,百多名中大同學冒雨從中大跑往跑馬地,聯同其它 多間大專院校學生到新華社門外示威,抗議直至清晨。當時參與遊行的學生 群眾,已自發地喊出「李鵬下台」的口號。

      六月四日鎮壓後,學聯常委會更 授權秘書處於六月十二日致函各國政府,信件中譴責中國政府為「血腥政府」 (bloody government),並呼籲各國政府與中國「法西斯政府」斷絕外交關係 及實施經濟制裁,標誌著學界與中方的全面決裂。期後,學生更提出與中方 「不承認、不接觸及不妥協」的「三不政策」。

      到了八九年國慶酒會,雖然學界仍如往年一樣接受到新華社之邀請,但兩大學生會代表卻拒絕出席,至 於學聯所派出的張賢登及陶君行兩名代表,以及理工的李國賢,卻企圖在酒會現場中拉開暗地裡藏在身上「堅持持久抗爭」之抗議橫額,但行動最終以 失敗告終。

      經此一役,新華社內部作出檢討,作出以下結論:學生已趨非理性,只會進行搗亂,溝通亦將沒有甚麼好結果,並歸咎是學生自己關上溝通 的大門。

1990年2月學聯遊行隊伍在新華社外焚燒《 基本法》草案

八九後:繼續抗爭

      學界的強硬立場在八九年後繼續維持,學聯領導層亦有討論過應否與中方恢服正式接觸的問題,但最後還是遭到否定。首先,在中國當時強硬政策當道 的情況下,學聯相信溝通也起不到怎樣的作用;另外則是策略上考慮,在當時的社會中,甚至民主派亦開始瀰漫著一片妥協及與中方和解的氣氛,學聯 嘗試為自己在本土社運中再定位,藉著學界一向承受現實政治壓力較輕這優勢,便嘗試選擇在這事件上,辦演社會最後道德防線之角色,鞭策社會及民 主派毋忘六四,對中國政權維持批判的態度。如九零年四月,<學聯報>便出版專號,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妥協>。於是,雖然學聯個別領導在 六四之後尚有與新華社官員作私人性質的接觸,交換看法,但整體上彼此間的正式關係可謂遭全面冰封。

      當然,當時的學界亦非鐵板一塊,內裡亦有對學聯路線感到懷疑及保留的, 而中大同學卻往往反過來成了捍衛上述學界路線的最重要力量。他們不單止把「民間社會」及「公民抗命」等理論引入,為九十年代初以街頭抗爭形式 進行之學運提供理論依據。

      另外,在多次的街頭抗爭事件中,中大同學也往往成了行動中的最先鋒。事後回想,這種發展相信亦並非純粹出於偶然的。 八九民運對當時很多中大學生組織中人來說,都可以說是刻骨銘心的,與當時其它院校的參與相比,除了一般性的香港本土聲援外,他們很多更曾經與 內地的學運領袖共同生活過,甚至參與了他們的決策,並在天安門廣場中擔當著一種舉足輕重的角色,如為廣場的學生提供物資、財政以至行政上的後 勤支援等。

      當民運被鎮壓後,他們便切志把八九民運中的抗爭精神,與及對中國政權的批判態度,在本土學運中繼續承繼。他們在香港學界中遂成了走 在最前線的一群,甚至推動學聯以及其它院校以街頭抗爭之方式,在本土延續八九民運的精神。

      於是,從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大學運便開始與中方維持了一種十分對立的關 係。除了多次就六四週年紀念,以及中國民主和人權問題進行的街頭抗爭及衝擊外,在諸如九零年八月呼籲杯葛亞運、九三年三月抗議高錕校長出任港 事顧問等事件中,也在在顯示了這種緊張關係。

      另一方面,民族主義這種曾在七、八十年代本土學運中散發過異常魅力的意識形態,亦開始在學界中漸 漸隕落,在諸如香港第二及第三次的保釣運動中,學運便顯得躊躇不前,在保釣洪流中斯人獨憔悴。

結果

      在七、八十年代,因著中國政權還相對獨立於香港本土的既得利益和建制權 力,所以它及其披上的理想主義,還可以一度為本土學運帶來幻想,短暫地 組成了同盟軍。但當九七回歸日近,中國政權已與香港的既得利益和建制權 力建立起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它實際上已與本土主流建制溶為一體。有趣 的是,最近的中大學生會選舉,便出現了親中侯選內閣策馬上陣的情況,雖 然最終它還是以大比數落敗,但隨著九七回歸,妥協及宿命的氣氛越發瀰 漫,中大學運會最終被中方建制所慢慢吸納;抑或仍然能夠保持一種批判的 精神?我們只有拭目以待。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蔡子強(88亞工管),城市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部講師,曾擔任第十七屆中大學生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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