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四十周年校慶專輯》 我們是這樣成長的 (第二輯︰1973 - 1982)   開了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這首學生會會歌，唱轍七十年代的中大，成為中大校徽以外，另一個最具代表的中大形象。這個年代，開入沙田的火車由柴油轉為電氣化；這個年代，崇基、新亞和聯合三個書院，終於在馬料水山頭整合為一所中文大學；也是這個年代，中大和香港一起步入開山闢地的起飛時期。五月十日這天，正值「沙士」肆虐的風雨飄搖期，校友事務處邀請了十二位七、八十年代畢業的校友，一同拋開病毒陰霾，齊來回憶當年的校園軼事，見證社會變遷。同時，亦專訪了這個年代畢業於工管、生化及電子學系的羅富昌、關燕萍、簡文樂、鄭漢其、敬祥林、郭兆坤及湛偉權等七位校友，由他們的故事，反映七、八十年代香港的變遷，以及中大人在各個專業對社會的建樹和貢獻。

主持︰ 俞靄敏 校友事務處處長 梁天偉 《中大校友》總編輯 整理︰ 屈穎妍 《中大校友》執行編輯 出席者︰ 鮑少群 (73崇基生物) 陳雄根 (73聯合中文) 任 沛 (74新亞社會) 黃得勝 (75崇基社工) 齊禧慶 (76新亞經濟) 杜子瑩 (76聯合政政) 鍾美儀 (78新亞歷史) 奚小龍 (78聯合生化) 古天農 (79崇基社會) 譚樹繁 (80新亞生物) 李劍雄 (81聯合財務) 何玉芳 (82崇基化學)

中大跟其他院校最大的分別，就是遠離市區。火車，成了學生進出校園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當年的沙田，還是荒村一片，火車由柴油駛到電氣化，也見證著沙田的興起、中大的昌盛。

　　七四年入讀中大生化系的奚小龍校友，提起那一小時才一班的柴油火車，又愛又恨。「還記得那時搭火車，逼到只得一隻腳企，個幾鐘車程，可以就這樣一隻手抓住扶手，一隻腳站實，另一隻腳凌空！」何玉芳校友趕忙補充︰「有時落車時還要從窗口『捐』出來跳火車呢﹗」

▲鮑少群憶起當年通山跑的中大日子，格外興奮。	▲一小時才一班的豬味火車，是七十年代最有味覺的回憶。	豬臭縈繞 　　記憶中的柴油火車，還有陣陣豬味。 　　古天農回到豬臭縈繞的回憶中︰「不知何解，每次搭火車都碰著陣陣豬『除』。那時的火車，不像今時今日電氣化的準繩，不時誤點。記得有一次，我要在新亞考paper，火車遲了，校巴走了，那時還是夏天，情急之下，我竟只用了五分鐘，便由崇基飛奔上新亞，記憶中，那是被火車陷害的一次最慘痛經驗。」
▲與會者合照（後排左起）：鄭健文、譚樹繁、奚小龍、杜子瑩、李劍雄、陳雄根、古天農、屈穎妍、黃得勝、任沛、齊禧慶。（前排左起）：鍾美儀、梁天偉、俞靄敏、鮑少群、何玉芳。

　　跟火車班次一樣，中大初期的宿位非常少，甚至算得上極度不足，於是，宿舍內「屈蛇」情況嚴重，相對地，「打蛇」活動也頻繁，引起學生與校方的首次抗爭。

　　「七三年因為宿舍不足及打蛇問題，發生了第一次針對學校的學生遊行。」當時是中大學生會會長的齊禧慶憶述。

　　那次，逾千同學由校園衝上對面山李卓敏校長的宿舍，向校方爭取學生宿位。最好笑是大家原來連李校長住在哪裡都不知道，查了很久才找到他宿舍所在。

　　「當時李校長隨即找了軍方幫忙，在中大球場旁邊建起一排鐵皮屋做臨時宿舍，臨時解決了宿位不足問題。」

　　齊禧慶說，這就是臨宿的由來。

　　當時計劃鐵皮屋在五年後取消，結果臨宿到八O年代初仍為學生宿舍。現時部份仍保留作健身室及實驗工場等用途。

中大九龍城寨

　　「當時書院宿舍均由書院管理，只有臨宿是由中大管，裡面一間房住八人放四張碌架床，很有難民營feel，是中大的九龍城寨。

　　「那裡一出門便是球場，樓上可以看星，再走遠一點可以去扒艇仔，於是，成了拍拖勝地，造就了不少姻緣。」齊禧慶說。

　　曾在臨宿任舍監的杜子瑩也一同沉醉在臨宿的浪漫回憶中︰「那裡好自由，無王管，好多人屈蛇，大家沒計較，見哪張床空了無人便躺下來睡。

　　「臨宿是廿四小時開放的，女孩子洗澡頗不安全，因為浴室是近山邊的鐵皮屋，驚色狼之外，還要驚洗澡時出現的蛇蟲鼠蟻，那裡更常有蜈蚣出沒。」

▲七一年的保釣運動中，曾有六名中大學生被警方拘捕。 ▲ 黃得勝（左）當年曾坐在差館門口等人拉。

▲校友任沛當日反社會反建制， 今日卻在紀律部隊維持法紀。

▲那年代，入大學的，都自覺是社會棟樑。

馬料水的羅馬帝國

　　年青人總有浪漫激情，校友黃得勝覺得，那是一種花得起的奢侈。

　　「我們那代人，入得大學的，都覺得自己是社會楝樑，都很左。尤其看著中大在荒山上慢慢興起，就像目睹一個羅馬帝國建成，所以有資格去尋找學術之外的奢侈，譬如︰關懷國家，關懷低下層……那真的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年代。」黃得勝是當時的時事委員會主席，非常反建制。

　　「那時反建制的也有兩派，一派激進，專坐在差館門口等人拉；一派文靜，跑到社區幫低下階層，譬如搞了個元州仔識字班。」

不教官校不從商

　　「我記得有班人搞了個中大畢業同學會，是中大同學最光輝一頁。那時港大人畢業都在酒店搞Ball，好高檔，我們中大人一於反其道行，齊齊將工作薪金拿出一部份，改造社會。」

　　有份參與畢業同學會的杜子瑩說︰「那時畢業的學生，讀工商的不去做生意，跑去教書；教書的也不教官校教私校。同學都把大部份薪金捐出來，幫助社會低下階層。」

　　直至四人幫倒台，文革被否定，信念瓦解了，大同世界原是夢，同學會再沒有接班人，七十年代末就解散了。

　　搞運動必定犧牲學業，正如任沛形容︰「我們叫這些做祭神運動，叫捐軀！」因此，不是人人都喜愛參與，專注學術的校友陳雄根便是一例。

　　「一些普通同學對投入政治運動的同學頗為反感，覺得他們在刊物發表教條主義，在搞事。」陳雄根說。

　　校友鮑少群也贊同，搞運動的學生畢竟是少數，追尋學問的始終較多。

　　「我們一班人都很喜歡做研究，種菇養蝦，常常跟胡秀英博士通山跑。」主修生物的鮑少群說。

找一個落腳地

　　校友李劍雄也附和︰「我怕涉獵政治，驚將來考不到政府工，所以，在大學參與的活動，都是玩的。」

　　鍾美儀也認同︰「我是大學裡的自由人，沒埋堆，但每一個堆我都去過。總結四年大學生活，只得兩個字—開放。」

　　正如杜子瑩說︰「在中大的傘子下，你總會找到一個落腳地！」

▲譚樹繁（左）因為常寫大字報，練出一手好字；李劍雄（右）則參加了很多玩樂興趣班，練成周身刀。

▲陳雄根說，當年像他這種讀書派，對學運分子總有微言。

▲齊禧慶（左）是學運的積極分子鍾美儀（右）則是大學裡的自由人。

開放氣氛，跟美國回來的李卓敏校長不無關係，相對於著重英式傳統的港大，中大就顯得較為美式。 　　「當時生化系系主任馬臨教授提倡非傳統教學，幾乎每個老師都會請同學吃飯或者BBQ，有次老師還帶我們到研究院飯堂吃全魚宴，師生都打成一片。」奚小龍說。 　　「那次崇基搬圖書館，全體師生出動，排成一百米人鍊，用人手把書本流水式由舊圖書館搬到新的，那畫面，真浩瀚！」黃得勝憶述。 根一樣的歸屬感 　　因為彼此關係太密切，畢業了的同學，都記掛著母校，有些，還把記憶延續到下一代。 「我有個同學把女兒的名字叫『菁菁』，因為他大學時是菁社社員；而我二女的名字就叫『卓敏』，因為我和丈夫都是中大人，那時的校長，便是李卓敏。杜子瑩說。 　　中大人對於中大，就是有種根一樣的歸屬感。

▲由師生組成的人鏈，把崇基圖書館內的藏書成功搬到新址。

▲一張張老照片，見證中大開山闢地的歷史。

專題訪問

▲罐王羅富昌的學生時代，原來是個搞運動的大旗手。

長話短說—中國罐王
羅富昌

做生意的人總被嘲一身銅臭。如果那身銅臭是來自一個以靠賣鐵罐起家，賣到成為「罐王」的生意人，那麼，他的銅臭味可能更甚。但羅富昌一點也不臭。在中國大地上，每兩個鐵罐中便有一個是他生產的，這位「中國罐王」，大學年代，與銅臭沾不上半點關係，反而，他是在火紅的學生運動刊物擔任「旗手」，一直與書卷為伍。

羅富昌對文字很執著。

　　他是永富容器集團公司的主席，全中國最大規模易拉罐生產商的老闆，但就連一份提醒屬下員工小心預防非典型肺炎的內部通告，都要親自過問，甚至自己當上編輯，斟酌通告中的一字一句。

　　「我對文字非常執著，對說話的準確性、事件背景、甚至對觀點的演繹，要求都很高，對自己要求高，對下屬要求亦高。」羅說。

　　若從羅富昌今日的專業來看，很難理解為何他會有這份執著，但追溯羅的大學年代生活，或許能理出一點頭緒。

中文才是強項

　　一九六六年，香港正處於最動盪的年代，天星小輪騷亂之後又有左派暴動，港英政府對任何異見聲音都採取高壓政策。

　　羅富昌當時只得十六歲，已入讀了崇基學院地理系，比同班同學都少一歲。

　　金文泰中學畢業的他，雖然讀地理，但他自言，中文才是他的強項。　

　　「考入學試時，我中文科及地理科的成績，都是當時全港最高分，但我覺得，讀地理可以看事物看得遠些，對任何事都可以保持一個宏觀態度，所以選讀地理。」

　　但他並沒有因此放棄中文。

　　「我一年班已經對時事好有興趣，當時搞學生運動研討會，跟聚在一起那班人，被外界稱為左仔。」

搞事分子惹騷動

　　「關心時事加上中文好，到二年班，就去搞崇基學生雙周報，我做老總，每隔個禮拜五，我就走去崇基chapel同圖書館編報紙，由寫稿到印刷一腳踢。」

　　當年學生編報紙與今日完全不同，今日校園大放異彩，喜歡罵誰就罵，沒有人會阻止。

　　但當年羅富昌只是將三枝不同的國旗，包括一枝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以及一枝五族共和旗，用來做雙周報的封面，在校園內立即引起哄動，驚動了學校的高層。

　　「當時的崇基學院院長容啟東，和地理系系主任梁嶄善，捉了我去訓話，問我究竟想搞事，還是想讀書。」羅富昌說，當時他們所主張的其實都是一些很幼嫩的民主自由概念，但卻想不到會惹來那樣大反響。

自成一家做罐王

　　在MBA的課程中，羅富昌學會計原理、學財務分析，語言根底強的他，完全都不當作是一件難事，反而電腦程式的設計卻把他難到。

　　「我讀文科，寫essay完全無難度，但做programming就好有問題，其實明白就算了，為何還要寫program呢？於是考試時，我就抄，抄隔離位做programming好叻個同學份卷，他抄我篇essay，結果？我就拿個Ａ，他就拿個Ｃ。哈哈，都唔知點解。」

　　這個MBA成了羅富昌成功的踏腳石，畢業後，他當了三個月星島日報集團前主席胡仙的私人財務助理，其後便被挖角到怡富做投資，結識了日後的合作夥伴，開創了今日的事業。

　　羅富昌說，雖然在生意上很少碰上中大的舊同學，但一直都有與這班同學聯繫。

　　「以前的同學，一是做大學教授，一就做傳媒，做生意而又能做到如斯規模，尤其這麼早期的，真是很少，可能只此一家。」

　　事實上，只此一家的，不只這個土生土長的中國罐王，還有一份源自中大MBA的創業自信。

▲都說銀行家是男人的專利，關燕萍卻能在香港的頂級銀行闖出名堂。

柴娃娃築路的日子
—關燕萍

那是香港剛剛步入昇平的七十年代初，那個年頭的大學女生，留長髮、穿短裙、去舞會，本來最平常不過，但她偏偏跟一大班男生在一起，走去西貢修橋築路。那年大學畢業，班上的同學個個磨拳擦掌，準備投身社會一展抱負，但她偏偏選擇留在學院，繼續與書海不分晝夜地廝磨。那年都說銀行家只有男人可以擔當，因為傾生意上夜總會都是男人的專利，但她卻走去匯豐銀行當見習生，而且一獃就是二十多年，現在她是匯豐銀行的助理總經理，主管整間銀行的個人理財業務。她說她可能是在賭氣，我說，那是小家璧玉難得的福氣。

中大學生會會歌中有這樣的一句：開了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一九七○年，關燕萍剛剛進入中大新亞讀經濟，中大學生會會歌叫人去開山闢地，關燕萍在中大最印象深刻的往事，居然也是走去開山闢地。

　　「初初入大學，真的像大解放。」家住美孚新村的關燕萍，家境雖不算大富大貴，但在家人眼中卻是人人疼愛的小家璧玉，家教甚嚴。

　　「我讀大學那個年代，學生活動的政治色彩其實並未十分濃厚，女生當時都只喜歡『扮靚』，學生活動主要是慈善籌款、周年舞會，談談情、跳跳舞之類。」

　　關燕萍說來有點興奮。

教義學

　　「中學年代，父母不準自己穿短裙、留長髮，入了大學，覺得自己忽然長大了，這些經驗，一定要試試！

　　「但二年級參加了社會服務團，我的生活就完全改變。

　　「當時新亞書院還在農圃道，未正式搬入馬料水校園。農圃道新亞書院附近有間『義學』，我和一班同學，就走去那裡做義務教師。

　　「義學的學生大部份家境非常清貧，連讀書都沒錢，十六、七歲才開始讀中一。

青蔥歲月

　　起路的「柴娃娃」，負責伙食的亦非專業，但六十個年青小伙子，一腔熱誠，鬥志激昂。

　　令人懷緬的，卻不是那條現今不知是否仍然存在的小徑，而是晚間圍爐夜話、輕掃木結他、哼著逍遙民歌的青蔥歲月。

　　「四日四夜之後，路終於起好，村民同學都覺得是個壯舉。而我就曬到一身黑，回家還給媽媽罵了一頓。」

　　過了兩年優哉悠哉的大學生活，到三、四年級，關燕萍開始專心學業，終於以一級榮譽的優異成績畢業，但小妮子對大學生活仍然非常留戀，雖然有機會投身大機構工作，但仍然選擇繼續升學。

▲七十年代的青春歲月，最值得關燕萍回味。

MBA唯一女生 　　「我實在太享受大學生活，不想太快出來工作，所以就報讀中大（當時稱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的MBA課程，還記得那是全男班，我是班內唯一一個女仔。」關燕萍的決定肯定沒有錯。這兩年的工商管理課程她的收獲頗豐，吸收了各種日後在商界打拼的基本理論，碰上了其中一個在她學生生活中對她最有啟發的講師馮國經，以及邂逅了那個與她廝守終身的丈夫。 　　「在中大，我最大得著是認識好多前輩，日後在我的事業給予好多意見。譬如我入匯豐，都是聽完香樹輝的分析之後才做決定，出來社會做事，人際網絡好重要，加上懂得追根問底，對你的事業一定會有幫助。」 　　既是師姐、亦是世界第五大銀行高層的事業成功秘訣，當然有一定份量，值得後輩參考。

▲簡文樂的中大MBA同學，大部分都有很好的發展。

腰纏萬貫不如身懷一技
—簡文樂

如果不是機緣巧合，考上了中大第一屆工商管理碩士兼讀課程；如果不是畢業前，來自 哈佛的 Prof. John Espy 說了一席話；如果不是看了一本關於創業的書；簡文樂說，今天大概沒有冠軍科技這個集團。說的是廿六年前的往事，這班七七年入讀中大的MBA畢業生，今時今日，像簡文樂一樣獨當一面的，比比皆是，「有些甚至搵夠退了休！」簡文樂說。不過用了二十六年，這群第一屆中大 MBA 學生，用時間證明了中大人無遠弗屆的影響力。

當年中大開辦三年制MBA兼讀課程，是由馮景禧、李嘉誠、鄭裕彤等一班香港富豪捐款贊助。

　　第一屆入讀的學生，有幸能與贊助人同檯吃了一頓飯，簡文樂說，那次經驗，給他很大啟發。

　　簡文樂還記得當時跟坐在身旁的何添訴苦，說自己如何要應付學業，又要顧及正職，還不能忽略家庭和社交生活，簡直辛苦到不得了。

　　誰知何添只輕描淡寫回了句︰「慘得過我當年走難！」簡文樂頓時語塞，想想也是，雖然已年屆三十，有家室有工作，居然仍有此機會重返校園進修，說幸運也來不及呢！還道苦？！

逃難理論

　　「腰纏萬貫不如身懷一技！」那是簡文樂進修後的最大得著。

　　「試想想，有日，你要走難，除晒衫褲跳落水，但只要你有學識，學問擺在腦裡，逃往哪裡去，一樣可以生存，因為知識是沒人可以偷你的。

　　「越戰時期，幾多越南人，幾有錢，淪為難民後，一樣變成孓然一身。」

　　於是，簡文樂相信，知識才是最穩妥的財富。今日，雖然貴為三間上市公司主席，簡文樂說，自己堅持不間斷地看書上網。　

▲中大MBA畢業，令他得到學識之外，還賺得很多人脈關係。

猛人同學 　　MBA課程除了讓簡文樂體會到學識寶貴，還令他找到一種實際得著——認識了許多人。 　　這班MBA同學，有的本來就是猛人，有的將來成了猛人，他們來自不同階層不同公司不同範疇，這種人脈關係，是做生意搞社交未必能播種得來的。 「我是第一屆MBA同學會會長，剛畢業時整班同學幾乎每星期都有聚會，我當初開公司就曾有兩個同班同學一齊打天下，中大MBA畢業的，我也請過至少八、九個。」 　　由於是中大同一種訓練出來，彼此說著相同的語言，同門心意格外通，大家性格、做事態度也摸通看透，於是，簡文樂在創業初期，也是揀了同屆同學周家驊和江紹智一起打江山，而當時冠軍科技的副總裁夏淑玲，更是MBA的師妹。 　　連當初創業念頭，也是由中大MBA教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的哈佛教授Prof. John Espy 誘發。 　　「畢業前，Prof. John Espy 說：讀書越多的人越不敢創業，希望你們當中有人夠膽開檔做生意。 　　「然後，他拿出兩本教人創業的書，說是借給想創業的同學看。 　　「我當時舉手出去拿了本書，考慮良久，結果等到八七年，才伙同兩個同學，創立冠軍科技。」

▲創業路難行，簡文樂說，現實碰到的困難，書本都沒教過。

創業苦頭 　　實戰下，才發現，現實與書本所學原來是有很大差異，「因為世界充滿著很多你不能預見的事情」簡文樂說。 　　「第一個難題，是八七股災，公司沒錢，書本教你找股東再集資，現實是，原來股東會不肯再夾錢。 　　「做生意，太多未明因素，我常舉一個例，讀書就像在駕駛學院駕車，你懂得兜來兜去，不代表你會駕車，能把車子駛出真正街道，安然無恙回來，才算合格。」 　　創業難，原來打工也不易。簡文樂說，他最初在電腦公司做GM時，老闆就曾要他做了個統計。

▲看書之外，簡文樂也愛上寫書，這些書，都是他趁長假期的空檔寫成。

「老闆要我統計一下，公司員工中哪些較勤力、哪些計較些、哪些有責任感、哪些喜歡蛇王…… 　　然後，看看他們是從哪些院校畢業出來，從而歸類，看看哪些院校畢業的學生最值得聘請。」 　　結果當然不便公開，但簡文樂說，原來一個人的工作表現對其畢業院校形象有直接影響。 　　作為一個老闆，簡文樂對中大師弟妹予以懇切的忠告：「你們的表現，代表著中大的文化，別因一時懶憊，讓別人把中大四十年的招牌拆掉！」

不奢望做科學家
—郭兆坤

幾個中大人，將所學應用到社會上，嘗試創業，嘗盡起落艱辛。他們都是電子系精英，組成的公司「精電國際」有穩固科研基礎，因而成為電子系勇闖工業界的成功例子，就由當中的技術董事郭兆坤把他們創業經驗細說從頭。

精電國際有限公司(710)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有關產品，針對歐美市場，在全球市場佔有率估計約3.5%左右。七七年電子系碩士畢業生郭兆坤，是公司的開國功臣之一，事實上精電是一批中大電子系教授和學生勇闖工業界，自立門戶的成功例子。

　　郭兆坤形容自己是純粹的技術設計師，多年來均主力液晶顯示屏的設計及開發。本來他的願望是要做個科學家，不過他的恩師，同是創立精電的中大電子系前教授廖約克博士，卻一語道破：「科學家都是最聰明最叻的人，基本上過了三十歲，都不必再奢望了，你看我就知道。」當年三十多歲廖約克這樣說。聽在剛取得碩士資格的郭兆坤心裡自然不是味兒，但想深一層，又覺得有道理。

　　之後廖約克「打蛇隨棍上」：「有沒有興趣一齊搞生意？」原來那時廖約克已有「下海」創一番事業的念頭，想把象牙塔裡學到的電子技術應用到社會上，因為郭兆坤碩士論文做的正是液晶技術研究，廖約克於是力邀他加盟。

鬥少出錯的遊戲

　　幸好過了不久，郭兆坤便找出令產品穩定性加強的物質，自此精電像走入康莊大道，一直賺錢。

　　隨著技術成熟，電子錶價格大幅回落，幸好精電由學者當道，科研氣氛極濃，在產品設計上一直緊跟世界最先進的技術。

　　郭兆坤記得廖約克常說，LCD是「鬥少出錯的遊戲」，產品穩定性愈高，愈少毛病，贏面便愈大。

　　初期的LCD好多未知因素影響它的穩定性，郭兆坤多年來埋首在一塊塊的電路底板中，不斷鑽研改良。液晶顯示屏的應用十分廣泛，由手提電話、電子手帳、電子書、到汽車的儀標版都派用場。

中大人創業

　　也許是中大人創立的關係，精電公司內有十多人都是中大校友，但郭兆坤強調，他們絕對沒有門戶之見，無刻意要請甚麼背景的人材。精電在九一年上市。

　　現時財政十分穩健，並無負債。

　　「好多同行出來搞公司都蝕，其實在本地從事工業生產真的很難，又要廠房地方，又要有技術，工人訂單不夠又會走，精電發展到今天，都算不俗了。」郭兆坤說。

▲讀大學時的湛偉權非常愛看書做研究，奠定了今日當學者的路。

火紅旁觀者
—湛偉權

一個科學家的最大成就，莫如所做研究或所發明事物，對人類對科學有關鍵性影響。七九年中大電子畢業的湛偉權，到英國深造後再回到中大任教時，就進行了整數餘弦變換的研究，那研究成果更被美國太空署採用，直接應用在伽利略號太空船上，改善天線的接收能力。研究成果，是頂尖科學，沒有頂尖的腦袋，未必能明白箇中原理，如果簡單概括一句︰美國太空船都用上來自中大的香港人湛偉權的理論，不言而喻，湛教授的成就有多大。

接觸過湛偉權，你會覺得這人很有科學家的感覺。

　　大框眼鏡、稀疏的頭髮、靦腆的笑容、誠懇的態度，難怪他能在中大獲得學生垂青，被選為二OOO年度電子工程系最佳講師。

　　現為中大電子工程系教授的湛偉權，七九年於中大電子系畢業後，遠赴英國勞伯華科技大學(Loughborough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攻讀碩士和博士，奠定了往後當學者做研究的路。

同班猛人

　　「當年中大同班同學裡，繼續做研究的，不止我一個哩！」

　　「李迪麟現於香港科技大學電腦系任教，曹錦成在美國UCLA做研究，出來的，有些已做了老闆；打工的，有做到和黃集團高級行政人員的胡超文，也有同學入了電訊管理局，做到好高級，當然，也有不少投身教育界，做了中學教師的梁志雄，更發明了快速倉頡碼。」

　　「至於電子系其他屆別，歷來猛人更多，譬如CTI的老闆王維基（85聯合），就是我們電子系校友。」

　　猛人輩出，為把校友維繫起來，九六年一月終於成立了電子工程系舊同學會，湛偉權更是創會成員，任學術一職。

　　在西貢長大的湛偉權，可說是土生土長的香港科學家，讀預科時以自修生資格報考中大，選了物理系。

火紅旁觀者

　　七十年代的大學生活是火紅的日子，湛偉權說，當中的中大，是大專界最紅的院校，而理學院又是中大最紅的學院，理學院中又以化學及物理系最紅。

　　大一時還是物理系學生的湛偉權，自言是在中大第一次接觸到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佛洛依德的哲學、Supply and Demand 的經濟理論……「同房同學是商學院的，宿友很多是社會系，那些我從未涉獵過的非理科知識，都是他們介紹我看的。」

　　住在聯合的湯宿，令湛偉權有很多時間及機會接觸到當時那班火紅的革命同學，搞的社會運動，他不是全部有參與，但湛偉權坦言，自己絕對是個「火紅的旁觀者」。

　　「大一時由於我是班代表，所以經常被同學捉出去參與社會活動，但我這個人是理性重於感性，我認為要對事情有理性的認識，才能投入那些感性的學生運動，所以我看的多，參與的少。

　　「當時的學生好正面，他們想創造一個心目中完美的社會，我看到的，不單是他們追求理想的熱誠，還發現，原來當一班人對某些東西很有熱誠時，所產生的積極影響可以很大很大。」

　　這個火紅旁觀者，果真有科學精神，無論看什麼，都能總結一個理論來。

			一生最長的論文 　　還未到二年班，湛偉權已想到出路問題，於是大二那年，他便轉到出路較廣的電子系去。 　　湛偉權很喜歡做 project，尤其過程中有新發現時，更是欣喜若狂。 　　大四那年，四人幫倒台，報紙說，雖然四人幫倒台，但漢字改革工程(即羅馬化)依然會繼續。 　　「我好喜歡中文，看了那些報導，驚從此會沒了中文字，內心非常不安，於是花了很多時間到圖書館找資料，寫了篇好長好長的文，那文章，是我一生人寫得最長的一篇。」湛偉權用手比劃著那自發寫成論文的厚度。 　　「結果，文章寫完，也浪費了我好多時間，幾乎影響我畢業，但文章卻沒發表過，最後更遺失了。」
▲聯合書院的寄宿生活對湛偉權影嚮甚深，今日的湯宿及聯合草地，都是他當年足跡所在。

尋找動力

　　那次經驗，卻令湛偉權發現，原來自己最適合鍥而不捨做研究，從此，更奠定他不斷追求學問的路。

　　「年青人年青時會有好多理想，理想給予我們動力去做點事，年青人，該保持著這種動力，盡量發揮，然後，你會找到你的目標，找著自己該走的路。」湛偉權用自己的體驗，給這一代的師弟師妹一個尋找目標的方向。

▲鄭漢其是馬臨教授的第一批高材生，今日承傳師砵，在中大生化系繼續作育英才。

馬臨的一門十二傑
—鄭漢其

名正言順有個叫做生化系的院校，全香港現只得三間，中大、港大、科大，當中，在理學院中有一個完整的系，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課程的，又以中大生化系歷史最悠久。七○年代初，還未當校長的馬臨教授親自籌組成立生化系，並拉頭纜做系主任，今天在中大當生化系教授的鄭漢其，正是由馬臨親自培育出來的第一批本科畢業生。

我們第一屆生化系只得十二個同學，如今遍佈世界各地，有在香港當了中學校長，有個在加拿大從醫，有些做生意，也有從事大學教育和科研工作，或在醫院中從事化驗工作。

　　「師弟師妹中，再深造的比例不少，有在中大、本地、甚至外間大學做教授，當上系主任；然後，商界、教育界、工業界、科技界，做到高層管理的也不少。」

　　「有些同學甚至在警務處、人民入境事務處工作，雖然這些工作彷彿與生化沒多大關係，但也正正印證了一點，中大除了專才教育，也是通才教育，科學訓練培養了同學思想的邏輯性，將來，做什麼工也受用。」鄭漢其說。

▲鄭教授帶領的博士生，已能進入美國 NIH 做研究。

十二個轉系生 　　來自第一屆十二人的中大生化系，鄭教授坦言，人少，凝聚力更強。 　　當時生化是比較新興的學科，世界各地(包括美國)的學院，有生化這一門的還是比較少。 　　「我們十二個都是轉系生，大一多數是讀生物、化學或數學，大家都是被這門新科學所吸引，我們看到的是生命科學的發展，於是大二那年有十多個人轉系到馬臨教授麾下。」 　　十二個同學結伙很容易，於是，除了一起不眠不休跟老師做研究，課餘又搞了本學生刊物「橋」(Bridge)，更成立了搞「生化盾」的傳統，鼓勵系內師生參與一些有文有武的比賽，這傳統繼承至今。

▲鄭教授說，生化的實用性相當廣，所以畢業生都不愁出路。

學校可以這麼大 　　「那時的大學生，讀書與研究氣氛相當濃，大概因為入大學著實不易，一進中大，眼前一亮，原來一所學校可以有這麼大，山明水秀，圖書館又大又多書，比較起中學的環境，實在有很大分別，於是，同學都格外興奮。 　　「同樣，那時的學生普遍家庭環境不那麼好，在宿舍能自己擁有一張床，已經比在家幾兄弟屈在一張碌架床寬敞得多。」 　　時移勢易，今日的學生宿舍，已經有房內獨立冷氣、電話，甚至有單人房及電梯提供，但現今作為聯合書院學生宿舍管理委員會主席的鄭漢其說，今日的學生，與當年的明顯不同，以前週末或假期，同學都留在宿舍不回家，今天的學生，一到假期都走清光。 　　「大概是社會環境好了，不少學生在家中已能自己擁有一間房，相對之下，在宿舍要跟人share房間，怎算都沒在家中舒服。」

▲當年的系主任馬臨（前排右五）一手創立生化系。

中大是優質保證 　　不過，生活環境的改變，並不損生化系學生的學術質素。 　　今年，美國的 NIH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就與中大生化系有個聯合培養研究生計劃。生化系的博士生，可以一半時間在中大做研究，另一半時間到美國的NIH 做。 　　NIH是一個龐大的研究組織，能有機會到那裡見識，實在非常難得，而中大更是亞洲第一個與NIH有這樣一個聯合培養博士生的院校。 　　「因為以前有中大生化系畢業生到美國深造，入了NIH，做得很好，於是令NIH對來自中大的同學有信心，相信中大生化系培訓出來的博士生是優質保證，有一定水準，才衍生今日這個聯合培訓計劃。」 　　由於中大生化系歷史悠久，收生人數相對比港大及科大多，學生成績也是最高的，研究院課程報讀人數也非常多，鄭漢其倍感自豪：「今日香港，有相當大比例的生化人才，都是來自中大！」

複製的成就—敬祥林

由生化系的風帆好手，到今日美國康奈狄克著名藥廠Vion的藥研部副主席，敬祥林的成功路，與年輕在中大接受生化系系主任馬臨教授的薰陶教誨，息息相關。

敬祥林七三年入讀中大，是當年生物化學系成立後第一批招收的學生。當年同屆收了三十個學生，大部份是男孩子，今日有不少仍活躍學術界，包括研究中藥的梁榮能（浸大中醫藥學院副教授）、研究蛋白工程的黃岳順（浸會副教授）、梁國南（中大生化系教授）等。此外，亦有在其他行業卓然有成的，例如黃世照，便是現時廉署執行署副署長。

　　前中大校長馬臨，是當時生化系系主任，敬祥林仍記得，言談溫文的馬臨，是個對學術一絲不苟的人，酷愛文學的他常對學生說：「藝術和科學最大的分別是，前者無法複製，後者卻必須複製。」

　　馬臨強調，實驗要任何時候做都得出同一個結果，才算是一個成功的實驗。這話敬祥林銘記至今，亦是他一直研究的態度。

▲敬祥林在彼邦落地生根，與太太及兒子過得樂也融融。

寂寞的實驗室 　　「實驗吸引的地方，是你先有個假設，然後用盡方法，去證明你的假設是對的，真能做到，會令你很興奮。」 　　因為迷醉在實驗的世界，畢業前，敬祥林已立下決心，要以研究為終身職業。 　　於是在中大唸完碩士後，便到美國德州州立大學唸博士，之後再到耶魯大學唸博士後課程。 　　彼岸的唸書生涯雖說有趣，但也難熬，因為經常一個人在實驗室，有時甚至要通宵工作。有年聖誕節，更是所有同學都出去玩，只剩他一個人留在實驗室收集數據。 　　「無辦法，我要廿四小時中每隔兩小時觀察結果，根本不能離開。所以我說，要十分十分喜歡，才會捱得住。」 　　敬祥林集中研究抗癌藥，行情在美國十分吃香，他一畢業，便找到工作。

抗癌新領域

　　「因為想做研究，而當年在美國的機會和設備都比香港多，所以便留下來。」事實上他的仕途亦十分順利，一離開校門，便加入美國大藥廠之一的Bristol Myers Squibb做高級主管，專責抗癌新藥的研究和開發。四年後再轉到Schering Plough藥廠做研究組組長，統領旗下五個組別。他在九五年加入Vion藥廠做開荒牛，目前是藥廠研究部副主席 (vice-president)。

　　做了十九年抗癌藥研究，敬祥林在這個領域上頗有名聲，和人合著有關抗癌的研究論文，超過四十多篇。

　　「開發抗癌藥是非常引人入勝的工作，引起癌腫瘤的成因，是因為正常細胞產生突變，攻擊並殺死其他細胞，我們要做的是找到這個攻擊正常細胞的目標（target），然後研究如何削弱它的活動，甚或在不影響其他細胞的情況下殺死它。」他說，癌症仍然是主要的奪命病症，不過藥業開發，卻是漫長的工程，沒有十年不為功。

▲▼回味中大的日子，既有苦學，也有動若脫兔的一面。

十年試新藥 「每年獲FDA (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批准的新藥，只是全美研究的十分之一，可想而知要求極之嚴格。」敬祥林說，現時他的藥廠循兩個方向開發新藥，包括傳統的殺死癌細胞藥，和較新的基因療法； 　　把殺癌基因注入人體，讓它只攻擊target，不損害其他細胞。 　　「一隻新藥由實驗室到臨床，平均花費七至十年時間，舉個例，就算完成實驗室的部份去到臨床一期，仍會有九成的失敗率，過渡到臨床二期，亦有高至一半的失敗風險，而我們已有兩隻藥捱到臨床二期，我期望能看到它獲批上市的一日。」 　　在海外取得成就，敬祥林有時也想回港再闖一番事業。因為香港和內地的關係日益密切，會有很多藥物開發的發展機會。事實上他的父母都在香港，他每年都會回港探雙親。 　　「本來四月已決定了回來，但香港忽然出現沙士疫潮，計劃被迫擱置。」原來，敬祥林亦有涉足中藥研究，他的碩士論文，便是做一隻有避孕功能的中草藥，導師正是前中大醫學院院長江潤祥。「我相信將來做中藥的成份控制會是一個大發展方向，其實我們藥廠也有做natural food product，有這方面的技術，有機會我會想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