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港教育史上，母語教學是一場最波瀾壯闊的社會爭論。理論上，學生在沒有語言障礙下，以最熟悉語言學習，理應掌握最多內容，學習效率大為增加。但是，中大香港教育研究所副所長曾榮光教授長期研究母語教學政策，進行《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實施的評鑑研究》，發表母語教學成效研究報告。研究結果如一枚炸彈，粉碎了母語教學一廂情願的憧憬。

　　研究追蹤中學教學語言指引實施以後，首兩屆中學生由中一至中七的發展，結果顯示，中文中學學生在初中的學科學習表現明顯較英中生突出，其中綜合科學及社會教育科目的成績，中中生較相同背景（升中學業背景及社經背景）的英中生，有顯著的增值。可惜優勢曇花只一現，進入會考以至高考階段，增值優勢漸少甚至消失。同時中中生在英語學習表現上，卻一直較相同背景的英中生遜色。結果，中中學生考獲大學聯招最低入學資格的勝算率odds ratios，只及相同背景的英中生的一半。考獲港大入學最低要求的勝算率就更跌至只有四分一。

　　八十年代，曾教授曾支持初中全面實施母語教育。近年研究所得可說打倒昨日之我。但事實勝於雄辯，他發表不少政策評論文章，大聲疾呼，呼籲檢討現行教學語言政策。

　　「政府應從新檢討所謂『堅持母語教學』的基本方針；其一，是更宏觀地檢討母語教學究竟是為了達致怎樣的教育以至社會目標。其二，是實徵地檢討母語教學的實際成效是甚麼。重新檢討母語教學，已刻不容緩。」

　　曾教授表示，母語教學運動於八十年代初興起。「當年香港仍是一個勞動力密集、以出口為主的「工業殖民地」industrial colony，大部份中學離校生只需熟諳粵語，仍可在社會謀生。」

　　時移世易，掌握兩文三語，已不單只是每個中學畢業生不可或缺的升學或就業的技能，更是香港社會賴以生存的至為重要的社會資產。

　　「通曉中、英兩文，相等具備與全球三分之一人口的溝通能力，成就港人與世界接軌，亦使港人得以與十三億同胞以共同語言溝通。」

　　「在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社會，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目標，已不可能是一腦子的『堅持母語教學』，而應修訂為：給與每一個中學生最大的機會，使他們得以達到自身最適合的兩文三語水平。」

　　「中中學生在初中雖享受到『輕鬆易學』的優勢，但卻同時大大局限了他們學習英文的相對機會。面對大學語文門檻，更只能望門興嘆，對他們實在很不公平。」

　　「母語教學輕鬆易學的教學效能是不容置疑的，但作為一教育政策（以至很大程度決定下一代社會流動機會的社會政策），它不能抽離所處的社會、經濟、文化及歷史脈絡，並無條件地、永久地堅持下去。因此，在保育母語的同時，如何讓香港下一代能超越母語，以掌握兩文三語，才是香港特區中學教學語言政策的根本目標。」

　　研究結果在本年三月公佈後，部份社會人士質疑研究的可信性；如指摘研究「以偏概全」、比較研究是對中中不公平。曾教授強調，「研究涵蓋首兩屆高考生，而研究結果公佈時，亦只有三屆接受教學語言分流政策的學生參加過高考；再者，研究的樣本包括了約四分一的中學（一百所中學）及三萬多名學生，由中一至中七的學業成績，因此，絕不能說研究結果以偏概全。」

　　其次，曾教授一再強調，「研究目標並非是要判斷以至裁決中中與英中之間的優劣或勝敗。研究的設計是，教育社會學研究中慣用的『教育成就與晉升研究』 的設計；即追蹤同年齡群組在教育以至社會制度內的發展及晉升機會，以考查有關制度及其中的政策，是否給與個人均等的成就及晉升機會。據此，研究是以同屆學生的成就與晉升機會為焦點；而並非聚焦於中中或英中的教學效能，更不是否定中中師生的努力，相反是力求展示中中教學工作所遭遇的問題與困難，以期當局加以正視與處理。」至於，有質疑研究對中中與英中生在會考及高考成績上的比較，並未對兩者的學業及社經背景作足夠的「控制」；曾教授表示：「研究所採用的統計分析模式，已控制了個別學生的性別、家庭的社經背景（父母教育水平及家庭總收入）、及升中派位成績，同時又控制了學校內同屆學生家庭背景的平均值及升中派位成績的平均值。」至於這些背景因素的考慮是否足夠，曾教授表示只能有待公論；但他卻指出，「無論是香港教育局或英國政府在計算的增值指標，均是採用與本研究相類同的背景因素控制模式。」

　　曾教授慨嘆，目前中學教學語言政策措施太過僵化，政策的設計以「學校」為單位，造成極大的錯配。

　　「一所中學全校收取的中一生要有百分之八十五屬『可用英語學習』，方可申請為英中。據統計，全港應有四成學生屬『可用英語學習』，但現時香港中學的英中學額卻不足三成。換言之，約一成多學生被錯配，未能盡顯其潛能。」

　　現行政策設計更造成英文中學在全港十八個中學派位網中，極不平均的分布，例如中西區和灣仔區英中學位比率就多於全港平均比率九成，而西貢及離島的英中學位比率則低於全港比率七成。結果製造了不同學校網之間的不均等。

　　曾教授指出，現行香港學校制度存在著「雙語」的結構，一方面，小學九成的學位是中文小學，另一方面八所提供學士學位課程的高等院校卻要求學生具備可用英語學習的能力；結果中學就正好位處這個轉折點上。因此中學的教學語言政策設計，就必須在結構上達到靈活多樣，以協助不同學能水平的中學生，因應其學習進度，從母語教學過度到他們適合的兩文三語學習水平。其中一個可行的措施就是，以「班」為實施單位，進行不同程度的雙語沉浸課程。

　　曾教授強調，在全球化網絡社會趨勢下，掌握世界上流通性高的語言，是下一代求學及謀生所必不可少的技能，香港由於歷史因緣，現正位處中、英這兩大通用語系之交匯點，培育中英兼善的雙語人才，正是香港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

　　曾教授認為，最理想教學語言模式是小學以母語教學，一來保育粵語，二來增強中文能力；中學則循序漸進地沉浸入英語教學，並同時配合普通話學習，如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以期使中學畢業生能達至一定程度的兩文三語水平。

　　他表示，現時已有不少問責機制存在；包括小學至初中進行的全港性系統評估、會考及高考增值指標、學校表現指標及自評、外評機制等。這些問責機制正好用作協助學校設計長遠授課語言。

　　 「在2009年香港中學將進入多項教改措施的實施階段，如微調教學語言政策、三年高中課程改革等。這些直接影響課室內師生教與學的改革，正好需要一個兼容的政策環境，使有關的教學改革得以『實驗』與扎根；權衡輕重，政府也應暫緩『殺校』等強調外控、割喉式競爭的政策措施，給予中學喘息空間和彈性，使教學語言政策以至其他教學課程改革得以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