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光中國舊學生命力的

余英時

余英時教授是國際著名的中國史學家，現 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名重美國漢學界。他早年就讀於燕 京大學歷史系，1950年來香港，並轉讀新亞書院文史系，是新亞第一 屆畢業生。之後入新亞研究所從事研究，同時兼任文史系助教。1955 年秋天，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年青訪問學人。 　　余英時校友說過，「他研究中國史受兩位老 師的薰陶最深，第一位是錢先生，第二位便是楊先生。」錢先生自然 是指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一代思想史學家錢穆；而楊先生則是余校 友在哈佛的業師，著名史學家楊聯陞。

人對歷史必須負責

　　余英時（52新亞）為學的宗旨，可以從他的著作《歷史與思 想》一書自序中揭示：「人對於歷史是必須負責的」。所以，他十分 關心知識份子在現代苦難中國的歷史使命。從早年他所撰《民主與自 由》的文章中，展示出東林士人的「讀書聲、天下事」的情操。然而書生議政不可徒靠空言，必須在學術和思想中奠基，因此，余校友除了對時事發表意見外，還潛心學術，立志為中國知識傳統爬疏出暢 通的出路。

　　這種治學精神，在他近年最膾炙人口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 統》一文中，清晰流露出來。他借用反智論（Anti-intellectualism)的 見解，來檢討中國「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政治傳統，而發出「二 千三百年之間，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的嘆息，一語道破中國今後 發展的出路。

確立史學研究新典範

　　對於中國知識階層的歷史，余校友撰述不息。他尤注意個別知識 份子的治學和風貌，如明末方以智、清乾嘉的戴震與章學誠，以至 民國的胡適、顧頡剛，他都有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他的治學方法，本 史學考証的基礎上，就思想內在的脈胳，去發掘學者論學的普遍性和世界性，在新的觀念下，使中國舊學的生命力重新得到光大；亦對中 國知識份子為學的宗旨及處世精神，賦予不朽的時代意義。他所撰 的《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採用最新材料，引借朝貢理論，將漢代政 府對世界秩序的理想及實際措施，作了妥切的交代，在漢學界樹立了 一個新的研究典範。

余英時回校參加錢穆先生紀念活動

坐言起行貢獻社會

　　余校友除了是傑出的史學家外，還是一個坐言起行的「行動者」，他先後在密歇根、哈佛、耶魯以至今天在普林斯頓大學教學， 更曾出任新亞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等職，對香港高等教育 作出重要貢獻。近年，他屢次到台灣及新加坡，推動兩地的學術工 作，靈活運用他對儒學的研究心得，對現代價值的體會，作出許多 對社會、政治的全盤性建議，盡讀書人的言責。

　　余校友卓越學術成就，實非三言兩語盡道。但有一件事，或可窺 他做人與做學問一二。

　　1960年錢賓四先生到美國講學，哈佛順理成章邀請賓四先生演 講。錢先生亦因哈佛拔刀襄助，曾資助新亞，禮貌上也不應有失。當錢先生親向哈佛致謝時，哈佛方面 這樣回答：「哈佛得新亞－－余英時，價值勝哈佛贈款之上多矣，何言謝。」可見余校友極得哈佛賞識，師友讚賞。這件事，錢賓四先 生在《師友雜憶》中都有提及。

余英時教授（右四）與新亞校友合照。右起：阮德
添、 姜國強、香樹輝、陸國燊、葉漢秋及繆熾宏

　　余校友74年膺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這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個里 程碑。四年後，即1978年，他又獲中文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學位，成 為新亞書院畢業生得此榮譽的第一人；1984年，獲美國明德學院頒 榮譽文學博士（1984）等。

學思配合是治學良方

　　三十多年的治史生涯，余校友有甚麼治學心得？他指出：只有擴 大個人眼光，才能看到某一方面變化的深處。所以治史基本上不可能 把文史哲分開，而是共冶一爐。

　　余校友勉勵有志於研究中國文化的學生，要學習傳統讀書人，平 心讀書，先了解問題，不要急於發表意見，讀書讀通了，才能夠有比 較可靠的意見，所提的意見才有根有據。讀書不是用來證明個人某些 早已形成的觀點，這樣的話，難有進步可言。孔子所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思配 合，才是讀書和做學問的好方法。

余英時 　　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曾任教哈佛 大學中國史教授、耶魯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 　　1973-75年出任新亞書院院長兼大學副校長。現為普林斯頓大學 歷史學講座教授。著作數十種，包括《漢代生死觀》（英文）、《漢代 中外經濟交通》（英文）、《士與中國文化》、《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 商人精神》、《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