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點算過自己擁有多少張唱片，粗略估計，黑
膠碟有一、二千；CD約有幾千，應該不足一萬。

大學歲月，馮禮慈（81崇基地理）跟當年一些「前衛青年」一樣， 蓄了一把長髮，一副不羈的樣子。 　　他77年入讀中大，當時「四人 幫」倒台不久，神州大地在社會主義道路上蹣跚而行。很多香港「國 粹派」大學生，也彷彿迷失了方向。校園內「關心祖國、獻身社 會」的浪漫情懷，跟七十年代初火紅歲月比較，簡直淡薄得像一縷輕 煙。

馮禮慈大學時代彈結他的模樣

一生怕受束縛

　　聽他的同窗說，馮禮慈畢業後 找工作，因不想剪掉披肩的長髮，也不願穿起西裝結領帶，故寧願到 電視台任職編劇，薪金不多，卻逍遙自在。

　　向他求證此事，他笑了笑答 道：「也可以這麼說吧！那時沒想過當政府公務員，也沒想過教書， 只知自己喜歡做某一類工作，例如寫文章，於是便隨心所欲。」

　　想不到，為了一把長髮、一條領帶，使他走上一條樂評人的道 路。但想深一層，他只是怕受束縛而已。

　　問他為何選讀地理？他很坦率 地說，自己是一個典型填鴨式教育出來的鴨子　　 中學會考地理科成績不錯，這一科又不令他討厭，於是便「順理成章」修讀地理；至於理想及志趣，則是在大學時代才孕 育出來。

　他說，在大學唸書時，接觸到不少新人新事，視野忽然擴闊了； 加上當時功課壓力不大，時間多，很多興趣慢慢培養出來。

　　馮禮慈說，當時談得來的同學有郭達俊（81新亞新聞）、潘源良 （81新亞新聞）等「同路人」。郭達俊喜歡攝影，畢業後，一直在香港 電台任編導；潘源良則醉心拍攝實驗電影、聽音樂。畢業後，拍過電 影，寫歌詞。「大家閒來聊聊天，談電影談音樂。」這些課堂以外的 「精神食糧」，填補了他自言迷惘的青年歲月。

大學造就樂評人

　　「我喜歡聽歌，又喜歡寫文章， 畢業後出來工作，開始寫樂評。」

　　這些工作與地理學「風馬牛不 相及」。然而他認為，大學的日子對他成長很重要。

　　「雖然，大學本科教育對我日後 工作好像沒有甚麼直接的『功用』，但四年大學生活，讓我眼界大開， 知道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對自己的思想發展幫助很大。」

　　他亦相信，若非經過大學通識教育的洗禮，未必可以舉一反三，在地理學本科範圍之外，成為一個樂評人。

　　「一個評論者如何下中肯的評語？一個只讀過中學的人要他評歌，他或許只會說那首歌好聽不好聽、喜歡不喜歡；

年輕時他不修邊幅，今日的他，自言已「四正」了很多

　　要評論任何事物，評論者需要 有識見，有思想深度。大學教育對一個人的思想訓練就很有用。」

　　馮禮慈寫的樂評逐漸受人注目，恰好是香港本土流行音樂開始 蓬勃的時代。

　　「那時候，有人覺得中文歌難登大雅之堂，更遑論有專論中文歌的 樂評人。很多樂評，往往由娛樂記者執筆兼寫。我開始評中文歌，文 章寫得多了，想不到就被視為『樂評人』了。」

學會豁達

　　除了欣賞評論音樂，馮禮慈亦 試過「夾Band」，不過他坦言自己絕對沒玩音樂天份 　　 「我經常記不到歌譜，連三段也記不到。」

　　然而「夾Band」的經驗，對他寫樂評有很大幫助。

　　「我懂得分辨樂手演奏的水準及 技術的難度，同時入過studio，亦讓我更清楚監製的角色，聽唱碟可知監製的功力。

　　「當時，我覺得本地很需要一些懂音樂的人去擔當樂評人；我很幸運 能配合時勢所需，努力去做。最後能成為樂評人，可謂是一個巧合。」

　　他早期「地盤」有《結他》、《國際城巿》雜誌及《翡翠週刊》。 後來他一度與友人合作，辦《Top》音樂雜誌。可惜行政、財務等工作是他的「弱項」，結果，這份雜誌最終無法生存，之後，他告訴自己不再辦雜誌，還是打工好了。

　　十七年來，他一直在傳媒工作，曾任職電視台編劇及《號外》雜 誌編輯等；亦曾在商台工作，負責《豁達音樂誌向》的編輯。

　　談到豁達，談到包容，馮禮慈倒是一個例子。由 Pop到Rock 、Heavy Metal、Jazz、古典……甚至中樂、粵曲等，他都喜歡聽。談 做人處世，他說：「都經過了憤怒、掙扎的日子，現已學會豁達。」

　　在大學迷上音樂，到啃樂理，落手落腳夾Band，搞音樂雜誌， 沒有那份投入，馮禮慈這個「心頭好」，恐怕不會那樣「愈愛愈深」！

 

馮禮慈 曾任麗的電視編劇，辦過音樂雜誌《Top》，亦曾在《號外》及《豁達 音樂誌向》任總編輯。現為流行雜誌《Box.》總編輯。